【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尤金少将】正规股票配资线上入口
“我父亲的血并不比巴勒斯坦最小孩子的血更珍贵。”
——阿卜杜拉·萨拉姆·哈尼亚
北京时间2024年7月31日凌晨2点左右,一颗来自巴勒斯坦的心脏在德黑兰停止了跳动——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遭袭身亡。
与许多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参与者、支持者与同情者一样,我一度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藻来形容这一事件,是愤怒?还是悲伤?抑或是惋惜?……或许只有“五味杂陈”才能最贴切地形容人们此时的心态。
有人说他是战士,也有人说他是一位战略大师。但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伊斯梅尔·哈尼亚的一生,更像是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一生的缩影。
哈马斯已故领导人哈尼亚视觉中国
据可查史料来看,哈尼亚的家族早在数百年前就定居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并世居于阿什凯隆。到上世纪30年代时,这个家族一度拥有数座房舍和十几亩田产,过着还算富足的生活。
但在1948年,一切都被改变了。以色列军队开始武装驱逐与扫荡当地的所有阿拉伯人。随之而来的是2000多人组成的武装开拓团,他们将房屋的主人杀死或赶走,并将所有财富据为己有。哈尼亚家族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所有财产,沦为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难民。
在此后几十年里,哈尼亚家族一直顽强的生存着。他们在加沙的荒漠中钻取水井、开垦田地,放牧养殖。当然,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在无时不刻地被蚕食着。
1963年1月29日,哈尼亚家族的一对新人在加沙地带的一个难民营里诞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在肃杀冬天出生的孩子被族长寄予厚望,起名为伊斯梅尔·哈尼亚。
哈尼亚的童年跟其他加沙出生的孩子一样,是在埃及与以色列双方的枪口下度过的。几次中东战争的结局让很多巴勒斯坦人丧失了抵抗意志,他们选择通过学习谋得出路,远走他乡,离开这片生他养他的伤心之地。但以色列占领军的胡作非为,也无时无刻不搅动着巴勒斯坦人民脆弱的心,让更多的巴勒斯坦人不得不去做奋臂螳螂。
除了哈尼亚早已过世的亲人们外,没有人清楚他的意志是否有过动摇。我们唯一能够知道的是,哈尼亚最初并非一个“反以”的人,他甚至在以色列人开办的工厂里打过工。1985年,哈尼亚进入联合国建立的加沙伊斯兰大学阿拉伯文学系,一度担任该校的学生会长,1987年哈尼亚毕业,离开了那座并不能隔绝加沙城外硝烟与哀嚎声的象牙塔。
早年以色列使用水泥堵死巴勒斯坦一处水井网站截图
有人说他学生时代的诗写得很棒,但和之前的问题一样,同样没人能够告诉我们那个24岁的学生曾经撰写的故事。我们所能知道的,仅仅是在1988年,在一场反对以色列军队占领的游行与暴动中,哈尼亚被认为是抵抗分子的头目,被以军逮捕,从此便开始了自己长达4年的黑牢生活。
在以色列军队的监狱里,被折磨和羞辱是日常的。绝大多数囚犯甚至都不会活到被释放,他们大多会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逐渐死于饥饿、疾病或者被秘密处决。即便死去,他们的尸体也会被摘除各种脏器卖到实验室,变成典狱长手里的一小撮钞票。事实上直到今天,依旧有三位数在80年代被以色列抓捕的巴勒斯坦人尚处于“失踪状态”。
或许是被看守们认为具备高价值,或许是哈尼亚的伪装足够成功。这位“哈马斯”未来的领导人在以军的监狱中并未遭到太多虐待,他甚至成功学会了希伯来语,并阅读了大量以色列的书籍和杂志,成为了一名巴勒斯坦人中少有的“以色列通”。
而在监狱中,以色列当局做了一个在他们看来极为错误的决定:将哈尼亚与“哈马斯”的高级领导人阿卜杜勒-阿齐兹-兰提西和马哈茂德·扎哈尔关押在了同一个监区里。一些信息认为,哈尼亚在1988年暴动前就接触了“哈马斯”运动,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在此时才与哈马斯建立联系的。但无论如何,在1992年,以色列迫于国际压力释放400多名在押巴勒斯坦囚犯时,哈尼亚已经成为这两位领导人的重要伙伴。他们在黎巴嫩停留了一年,与当地的抵抗组织进行了紧密的交流,并于次年返回加沙。随后被校友和老师们共同推举为伊斯兰大学的名誉校长。
1997年,“哈马斯”创始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被释放,得以回到阔别已久的巴勒斯坦。在学生们的引荐下,作为队伍中的新鲜血液,且对于以色列的政治结构与文化体系极为了解的哈尼亚迅速获得了亚辛的赏识,并在之后被亚辛任命为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也使得哈尼亚成为了亚辛的“关门弟子”。
在之后数年里,亚辛时而被阿拉法特软禁,时而被以色列追杀,哈尼亚在此期间不是伴其左右,就是与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帮助恩师脱困。这也使得哈尼亚在巴勒斯坦的影响力节节攀升。
需要特别指出的,哈尼亚并非一名指挥官,他从未接受过军事和指挥方面的训练。他的主要任务一直都是集中在非军事方面的,比如教育改革、文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建设,团队运行等等,属于典型的文官角色。
除此之外,哈尼亚也一直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他一直认为应该团结巴勒斯坦的各个党派,并可以通过国际社会的声音,设法完成巴勒斯坦的建国大业,通过谈判和赎买之类的手段取回部分被占土地。尽管哈马斯早期的军事领袖大多对其不屑一顾,却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行政能力在整个巴勒斯坦都是无出其右的。
2004年3月,哈尼亚的恩师、哈马斯领导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在得知以军即将空袭的消息后依旧选择于家中殉道;11月,法塔赫领导人阿拉法特在官邸里暴毙。巴勒斯坦的顶层权力出现真空,以色列随即加紧了占领区摩擦与土地蚕食运动。
迫于外界的压力,2006年,哈马斯、法塔赫与其他主要巴勒斯坦派系决定和解,并通过投票组建联合政府。在本轮选举中,哈马斯获得了议会中的多数议席,哈尼亚也于2006年1月高票当选巴勒斯坦总理,开始了治理巴勒斯坦的道路,并一度开始了对加沙滨海地区旅游区与约旦河西岸地区自来水系统的建设工作。
但作为巴勒斯坦总统的阿巴斯,为了自身权力与美方承诺的5000万美元援助,开始对哈尼亚频繁掣肘。在此期间,他曾两度遭遇暗杀,但都侥幸脱险。2006年12月,哈尼亚携带着筹集来的3000万善款,在到达拉法口岸准备返回巴勒斯坦时,甚至遭遇了巴勒斯坦总统卫队和以色列边防军双方的拦截和射击。以色列当时的防长阿尼尔·佩雷茨表示,哈尼亚可以选择将3000万美金留在埃及,或者交给以色列。而在他再次接近边境时,拦截他的军人更是直接射杀了他的保镖,并重伤了他的长子。
2006年6月10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右)在加沙城阿巴斯办公室会见巴勒斯坦总理伊斯梅尔·哈尼亚。视觉中国
2007年2月15日,为了终结哈马斯与法塔赫的矛盾,建立有效的联合政府,哈尼亚正式辞去了总理职务。但他所期待的团结政府并未出现,2007年6月,加沙战役爆发。阿巴斯迅速宣布解散联合政府,并开始了自己对约旦河西岸地区长达十多年的“总统令统治”时代。而加沙地区也在被以色列占领与被哈马斯收复之间反复拉锯,直到最终被以色列和埃及军队围成铁桶,成为“人类史上最大、人员最稠密的集中营”。
在此期间,由于加沙地区的经济和生存资源过于拮据,哈尼亚主要负责在国外从事外交事务,为加沙地区的人民筹集粮食、教育资源和救济资金,也尝试为哈马斯建立有效的外部武器输送与维护渠道。但在2007~2010年间西方世界空前强大的时期,这些行动大多以碰壁告终。与此同时,以色列不断蚕食巴勒斯坦领土,收买其他巴勒斯坦派系人员,刺杀哈马斯高层,哈尼亚肩上的担子也变得越来越重。
2011年,随着“阿拉伯之春”爆发,埃及穆巴拉克政府被推翻,以阿盟为后台的“穆兄会”粉墨登场。当时穆兄会正与约旦、法国和以色列合作,试图颠覆叙利亚政府。本着消耗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的目的,穆兄会承诺放开对加沙南部拉法口岸的管控与提供经济援助,要求哈马斯提供士兵,帮助他们干涉叙利亚的战事。但是穆兄会作出这一要求的背后,主要是由于多年以来叙利亚政府接收了大量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北方地区的难民,并设有大量难民营。巴勒斯坦人的参战更容易掩人耳目,也更容易摧毁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的合法性。
为解决次贷危机和围困造成的双重经济困境,同时壮大自身、获取稳定后方和锻炼军事力量,哈马斯同意了这笔“生意”。我们同样不清楚在这次会议中哈尼亚的站位是怎样的,但他肯定是双方谈判的主要传话人之一。
就最终结果而言,这笔“生意”亏得一塌糊涂,穆兄会的援助还没给几笔,就在2013年迅速倒台。而巴勒斯坦宝贵的军事力量在叙利亚遭遇了严重消耗,如果不是巴沙尔仁慈的和解,这些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可能都无法活着回到巴勒斯坦,更不可能训练出在日后“阿克萨洪水”行动中横扫以色列包围部队的精锐武装。
这次不成功的“生意”也教育了哈马斯,他们开始将军事与外交完全独立开来,并配置专人负责。其在加沙和整个巴勒斯坦的军事斗争任务权力,被完全交由内卫与情报部门主管叶海亚·辛瓦尔。而外交、贸易与对外谈判,则被交由伊斯梅尔·哈尼亚负责。这一政治结构于2017年夏季形成,由于此时尚无战事,经各方表决,由伊斯梅尔·哈尼亚出任哈马斯政治局局长——也就是最高领袖,其办公地点主要在卡塔尔,但也经常在埃及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活动。
在2017年之后,哈尼亚的首要成就是争取到了更多的医疗援助和支援,降低了加沙地区庞大人口带来的医疗压力。其次是通过多方谈判,确保了加沙与哈马斯能够在中东风雨飘摇的乱局中,继续获得资金用于自我建设。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他成功见到了“圣城旅”的领导、“抵抗之弧”之父——卡西姆·苏莱曼尼。
“抵抗之弧”之父——卡西姆·苏莱曼尼视觉中国
“这个时代的巴勒斯坦是正义与谬误、公正与压迫、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边界。巴勒斯坦是一座神圣的火山,只有在占领者被驱逐之后才会熄灭。”在与哈尼亚的第一次谈话中,苏莱曼尼似乎是以这样的一段话作为开场白的。尽管哈马斯曾在叙利亚战争中扮演并不光彩的角色,但苏莱曼尼似乎完全理解这一跟自己远隔千山万水的组织的苦衷,并表示愿意尽自己所能提供帮助。
在此之后,“圣城旅”和真主党的教官开始进入加沙。曾经在战场上彼此厮杀的双方开始复盘整个叙利亚战争,总结每个战略与战术上的经验教训,分享彼此的收获。此后便是武器生产线与高技术装备的抵达。巴勒斯坦正式成为“抵抗之弧”的一员。在伊朗帮助下,“联合作战室”正式成立,不同的巴勒斯坦派别获得了进行联合作战的能力。而这,差不多就是2023年10月7日冲突爆发前全部公开的故事了。
冲突爆发后,哈尼亚一直在与各方进行斡旋,尝试结束这场战争,并在卡塔尔和埃及、以色列以及美国等国的代表进行多轮直接与间接地谈判。他在今年早些时候会见了卡塔尔埃米尔、谢赫·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与王克俭等其他世界领导人,为加沙和平奔走。
2024年4月,以色列空袭了哈尼亚家族所在的社区,杀死了哈尼亚的三个儿子和四个孙子。要知道,他们都不是“哈马斯”组织的成员,这场行动完全就是对平民的屠杀,蓄意破坏和谈。但即便如此,驻卡塔尔的哈尼亚也坚称他们的死亡不会影响正在进行的停火和人质谈判。他一直秉持客观务实,为巴勒斯坦人谋独立与谋未来的宗旨,直到死于2024年7月31日被暗杀。
客观地说,暗杀哈尼亚的实际收益并不大。仅需三点就能概括:第一,哈尼亚是各方公认的温和派和知以派,这一属性一直维持到他逝世。第二,哈尼亚的工作是撮合和谈,其他外部事务早在去年年底就已经转由他人负责了,所以暗杀他除了破坏和谈外没有任何意义。第三,哈尼亚是作为谈判人在第三国被谈判方杀害的,这已经违背了最基本的外交原则、交战规则与国家道德底线。
2024年6月25日,包括哈尼亚80岁姐姐在内的10名家庭成员在加沙城沙提难民营的以色列空袭中丧生新华社
说完了这些,让我们再说一下伊斯梅尔·哈尼亚先生的身后事吧。
在漫长的斗争中,巴勒斯坦人早已习惯了以原子化的手段分散自身的宝贵力量,就像是哈尼亚的满堂儿孙至今依旧有人幸存一样。哈马斯的领导层与潜在领导人曾经无数次被暗杀,但这些死亡并未能阻止这一组织的发展与壮大。他们的基础是被西方世界故意掩盖起来的几百万被关在牢笼里的囚徒,是这个时代人类恶性的见证者。
伊斯梅尔·哈尼亚只是他成功活了下来(对于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而言,仅仅是活到成年,都不容易),并成功地在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中幸存下来,最终站到了一个属于巴勒斯坦人的顶点,代表着无数未能爬到这个位置的人做出了一番成就,并最终倒在了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权益的道路上,一如江河中蒸发而出的水汽凝成雨露,在滋润干枯的农田后再度融入江河。江河尽管会遭遇阻塞、折冲,但最终依旧会汇入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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